那一年,我們在日本十和田湖

王西華老師於2014年10月15日仙逝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。他終身服務於臺大農化系,培育學生無數,尤其在靈芝產業發展方面貢獻卓著。老師過世後,學長學弟們一起聊天,大家都會說出改變他們一生命運最重要的人就是王老師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文/蘇慶華

◎本文原載於2014年《健康靈芝》第65期 41~42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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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8月17日王西華教授(中)與師母(左)、清水大典教授(右)

於十和田湖「熊出沒」的告示牌前合影。(攝影/蘇慶華)

 

王西華老師於2014年10月15日仙逝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,讓他的家人及眾多學生留下許多懷念與感恩。他終身服務於臺大農化系,主持應用微生物研究室數十載,培育學生無數,對國內微生物之研究,尤其在靈芝產業發展方面,貢獻卓著。

身為王老師最親近的學生之一,雖然過去曾在專欄中描寫王老師的事蹟(詳見《健康靈芝》58期, 6~8頁),但都是以靈芝研究為主軸所做的敘述。跟著王老師這麼多年,還是有許多只有少數人知道的故事,可以和大家分享。

 

「這個我不懂,你要自己做喔!」

記得1981年春天,我帶著些許落魄的心情回來找王老師。過去好幾年我都沒有做有關自己本行的事情,而是在一家染料合成工廠奮鬥,但終因國內原料成本高漲,這家工廠決定轉往大陸發展。這段期間,我也常受到老師的呼喚,回到實驗室幫忙處理一些例如顯微鏡看不清楚、如何分離單一真菌孢子等問題;工廠需要幫手,王老師也會幫忙介紹畢業生。

但是這一次,我決定重新回到學校念博士班,找回自己最感興趣的事物,心中難免忐忑。當然,王老師很直接地問我對論文題目的構想,我當時就提出一個挑戰性的主題──冬蟲夏草。他聽了眼睛一亮,但馬上說:「這個我不懂,你要自己做喔!」

這就是王老師,對新的研究主題從不排斥,也永遠充滿興趣,並且讓學生放手去做。當年全世界研究冬蟲夏草的研究者可謂屈指可數,王老師自認不懂也是應該的。

我於是滿懷高興開始蒐集文獻。在沒有網路的年代,一切都要從圖書館開始。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,在中研院植物所的圖書館把所有的文獻找齊,並「節落庫斯」成冊(當時我們用的影印機叫Xerox,所以王老師都用日語發音的「節落庫斯」取代「影印」二字,做學生的我們也跟著仿效),發現西方的研究都集中在北蟲草(Cordyceps militaris,或叫蛹蟲草)所產生的「蟲草素(cordycepin)」的藥理機轉,而真正做採集、分類及生物學研究的,只有日本的小林義雄教授獨占鰲頭。

在向王老師彙報後,他立即決定帶我到日本找小林老師學習如何採集標本。小林教授已從教職退休,住在東京附近青葉縣一棟很溫馨的和式住宅,剛好王師母的大哥黃進興先生是當時駐日經濟組組長,他很快聯絡到小林教授,於是這趟「蟲草學習之旅」就在1981年 8 月11日起程。

我和王師母從台北出發,王老師則是先去美國開會,再到東京成田機場與我們會合。次日一早,坐著駐日代表處的賓士車,好不容易找到小林教授的住處,終於見到終身從事蟲草分類學的大師。

身軀瘦小的小林教授說話和緩而稍顯中氣不足,王老師以流利的日語與其溝通後,小林教授說他已經退休,不再從事田野採集,但他的學生,同時也是同事的清水大典老師,正在青森縣十和田湖畔的原始林採集,可能的話,我們可以立即與他會合。

我們很感謝小林教授的協助,想請他吃大餐。小林教授表示時季已近中元節(日本叫做「盆祭」),日本習俗就是吃烤鰻魚飯,所以這次的會面就在享用鰻魚飯的愉快氣氛中結束了。

接下來,駐日辦事處很快安排我們到十和田湖的行程,但由於日本中元節是返鄉的大日子,所有飛機和新幹線全都客滿,王老師、王師母和我三個人只買到一般的火車票(相當於台鐵自強號),從東京到青森要花八個小時,王老師卻也甘之如飴。

我們一行人就這樣搖搖晃晃到了青森市住上一晚,再坐巴士到湖畔的民宿與清水老師會合。十和田湖就像日月潭一樣是個美麗而自然的淡水湖,大約是日月潭的八倍大,周邊的森林蘊藏許多昆蟲和菌類,很適合作為練習採集和發現新種蟲草的地點。

我們三人就在附近民宿住了下來,開始接受清水大典老師的密集訓練。每天行程如下:清晨5:00起床早餐,7:00出發採集,12:00午餐(只有包一個醃梅子的飯糰),17:00收工,18:00~22:00晚餐(教學及聊天,喝酒為主),22:00~24:00單獨教學(只有我留下,老師及師母休息),24:00以後整理標本。

如此按表操課了一個星期,過程雖然有點辛苦,卻讓我很快掌握到竅門,回台灣以後可以獨立作戰。或許王老師並不認為自己會親身下去做採集的工作,但他卻一直在學習不同領域的事物,最重要的是王老師很願意給學生創造機會。如果不是王老師刻意安排這次學習之旅,我也不可能於三年後在溪頭找到一個新的菌屬──植生蟲草 (Phytocordyceps), 並順利取得博士學位。

 

與小林義雄教授惺惺相惜

這次旅程之後,小林教授成為王老師的好朋友,小林教授終身未婚,退休後一人居住,經常買張機票便到台灣自由行,而且每次訪台都會到王老師的實驗室來,我則是負責開車接送或假日帶他去郊遊。

十年過去了,我已經在臺北醫大工作一段時間,有一天王老師打電給我,說小林教授來台灣並且住在老師家裡。我正感到納悶,怎麼會住到王老師家,原來小林這次來台後突然罹患失憶症,身上只有護照,連下榻的旅館也想不起來,被人送到警察局。外事警察詢問他在台灣有無親友,他好不容易想出「臺灣大學的王先生」,於是警察就打電話給所有可能受過日本教育的王姓老師們,終於連絡上王老師。

王老師二話不說,趕快把失憶的小林教授接回家,終究不可能讓他一個人住旅館,同時也與他在日本的學生連繫,並幫他買機票。在這段等待回國的期間,由於王老師有一個晚宴聚會全家都要出門,要我幫忙帶小林教授出去吃晚餐,我這才知道這件事情。

後來,王老師也請我送小林教授到桃園機場,並交代航空公司對他妥善照顧,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小林教授。據我所知,王老師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這段故事。幾年後,王老師在日本中風,病得很重,也同樣受到日本友人很好的照顧,我想這是王老師的福報。

老師過世後,學長學弟們一起聊天,大家都會說出改變他們一生命運最重要的人就是王老師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